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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的灯塔(1)
生命的灯塔
作者
张庆海
梅的身体光滑而细腻，是女人中的极品。她的脸有三四处青春痘留下的小坑坑，还有些黑，但身体洁白无暇。就像过去老人们说的‘歪瓜裂枣’，看着外观似乎丑，吃起来却是美味甘甜。梅是地下的黄金，而我挖出了她。
“你会娶我吗？”梅盯盯地望着我，一丝忧怨，一丝悲凉，一丝热烈。她明知道不能却还是要这样问。
我深情地望着她，一丝苦涩，一丝无奈。她父亲无论如何不会让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一个穷光蛋。
我并不回答，只是望着她，一动不动地望着她。梅在忙碌的时候，我常常长久地望着她的身影。我愿意永远地望着她，那是我的幸福。梅有时候也会发现我盯着她看，便朝我笑笑：“你神经啊。”并不停下手里的活。
一天下午，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病了。我的心咯噔一下。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怕影响我的生活吧。所以，她每次来电话一定有事，而且通常是大事。果然，母亲又说：“你能不能回来一趟。你爸住院了。”我一下子意识到父亲病得不轻。否则，凡是自已能顶得住的事，母亲从不给子女说。
我毫不犹豫，故作轻松道：“行，明天我就回去。”怕她着急，又说了几句安慰话。
放下电话，我立马向主管请了假，他冷冷斜视我，嘴角不屑地翘了翘，一句话不说，将手里的杂志向桌上一摔。我才不管他呢，转身就走。
这是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，就像我当年那样地需要他一样。小孩子时肠胃不好的缘故吧，我常常半夜里大便，乡下又没有屋里的厕所，只好到房前自留地。我一个人是绝对不敢出去的，乡下没有路灯，漆黑漆黑的。我就喊爸，他准会披上大衣，打着哈欠，陪着我，我的心才踏实，不为周围的风吹草动而惊惧。盛夏时半夜里玉米咯吱吱生长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
父亲病得一定很重，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。
我给梅打了电话，一边说一边抹眼泪，像个受委屈的孩子。在梅的面前，我总能将自己放松得彻彻底底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梅像无边的大海，承载着我，包容着我。
梅说：“行，快去吧。千万照顾好自己，别累垮了，连累了别人。”又说：“用钱的话，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父亲得的是急性肾炎，高烧不退。他脸色苍白，眼睛始终闭着，我进去时，努力睁开，无神地瞅瞅我，又闭紧了，嘴里发出低低的呻吟。
我心一酸，眼泪又要流出来，怕父亲看见，赶紧用衣袖拭干。父亲当年是那样结实健壮，病床上躺着的小老头是当年陪我拉屎的爸爸吗。
父亲插着导尿管，十几分钟就要接一次尿，速度要快，不然就弄湿了裤子和被子。
一开始笨手笨脚的，我全神贯注，很快就相当熟练了，比姐姐还快。
父亲有时候要翻身或者想坐一会儿，他浑身无力，病体沉重，几乎全部重量压在我的小臂上，我吃力地把他扶起来，姐姐身体有病，是万万做不来的，母亲七十几岁的年纪，就更不用说了。连熬了两天两夜，只能偶尔打个盹。半夜里，迷迷糊糊似睡非睡，忽然觉得一群人拚命拉我，下意识从床上跳下地，脚麻麻地，一下子就跪了下去动弹不得。只见父亲冲我喊：“快，尿，尿！”
我说“好，来了。”脚却挪不了窝。还好，手够到床边了，用力将身体提过去靠近父亲，另一只手拿过床边尿壶，赶紧给父亲接尿，还是慢了些，弄脏了衬裤，床并没有潮。脚和腿这才有了知觉，慢慢地站起来。
父亲心疼地看着我，嘴唇哆嗦道：“慢着点儿啊。儿子。”
我假装没事似的摆摆手，又冲他笑笑，叫他不要担心。
第三天熬不下去了，弟弟替我的班，回去睡了整整下午，晚上我又去了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我不想在将来某一天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感到太多遗憾。人始终要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我们是世间的过客，亲人也不例外，有些人将老人的丧事办得风风光光，这倒也不算是坏事，而我宁愿生前尽我所能让他们生活得安享，至于身后之事，就算简简单单也会心安理得。
父亲吃的很少，一般是一碗小米粥，或小碴粥，很少吃大米饭馒头之类，菜只吃几口咸菜，或者干脆不吃。姐姐从家拿来电热杯，医院严格规定不允许用的，我还是偷偷给父亲煮粥。
父亲常常两三个小时昏睡，很少下地，更不用说活动了，被子盖上双层还觉得冷。他的烧还没有退，我焦急地望着他。父亲真的老了，长长的胡子有几天没刮了，白花花的，脑瓜顶秃秃的，只在周围还剩下些黑白相间的头发守护着。
梅天天打来电话，有时一天打四五个。梅的话像春天的甘露，觉得心里无比的甜，她的雨露始终能浇灌我的心尖上，那样地让我受用，我愿意一生一世听她说话，永不厌倦。
实在太乏了，有时候接梅的电话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或者当的一声电话掉落在地上，电话里传来梅焦急的“喂喂”声，或者她没有发觉，仍自顾说着什么，我已经不知道了。
梅的父亲是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，身价十几亿，是本地赫赫有名的大财主。家里姐妹三个，姐姐和妹妹已经出嫁了，唯有她，二十九岁了，仍闺于家里，父亲很为她的婚事着急，用梅的话说介绍的对象足可以装满几十辆卡车，几乎都是些有头有脸人物的子女，可她偏偏一个都没看上。说他们没有一人对她的好发自于内心，或多或少冲着她爸爸的财产和地位。
我们的相识既不轰轰烈烈，更谈不上浪漫，纯粹是一种巧合，而且巧合得有些离谱，甚至有人说是我设的一个局，真叫人啼笑皆非。也难怪有人如此想，市场经济使得原本那么多憨厚之人变得脑瓜灵光剔透，想事情更是千奇百怪。
人，奇怪的动物。有些人相处几十年，仍猜不透对方心思，就是有些过了几十年的老夫妻亦是如此，而有的人相处几天，甚至几小时，好像已相识了几十年，对方的一颦一笑，一个眼神，甚至一个小动作，你就会明白他的心思。这是不是前世的缘分呢？我不知道。
从农村长大的缘故吧，来城里工作后，仍喜欢游山玩水，没有多少钱，不能外出旅游，就常常去公园散步或是爬山。青山绿水不但洗去一身疲惫，似乎内心角落的污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沿着湖边走，痴痴凝望波光粼粼的湖水，那下面似乎隐藏着某些巨大的阴谋，让我琢磨不透。岸边的杨柳悠闲地荡起柳条，像玩耍的孩子们。
迎面来了一位姑娘，与这美丽的大自然倒有几分不协调，人长得倒不丑，只可惜是个残疾人，拄着棍，一瘸一拐的，年纪轻轻的，真可怜。残疾人多半自尊心极强。据说某地有人嘲笑几个哑巴，说了许多嘲弄的话，以为人家听不见，谁料其中有位哑巴观其口型猜出其意，群哑攻之，愣把那人打成重伤。残疾人的苦痛又有几人能够真正理解，肉体的折磨，生活的不便和压力，心里总会或多或少变形。
只远远看她几眼，路过身边时便不再朝她看了，怕伤她自尊心。
一位老者慢慢游过我的眼前，望着冰冷的湖水，很敬佩他的体质。虽说不是伏天，湖里早有人游泳。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不许野游，有些人不听邪，特别是些老人，顽固得很，一年四季里，总有人冒险玩水。
我饶有兴致望着，忽听得身后咯吱一响，回头看时，见那姑娘坐在地上，兀自气恼地将手里的半截木棍撇开，嘴里骂些什么。我身后是座土丘，周围许多灌木丛，中间围着几棵秋木之类的树，我叫不出准确的名字。那些游泳的，常在此更换衣服。走过去，寻了根拇指粗的树衩，用力掰了下来，撸去褥枝，走过去递给那残疾姑娘。姑娘惊异而感激地望着我，刚要说什么，我已转身离开了。我可不想听那句‘谢谢’。我不想我的举手之劳让人家有负担，更不想什么英雄救美之类的天方夜谭。帮助就是帮助，不图任何回报。树虽说受了点伤，还不算致命，我想如果它明白，也会心甘情愿的。
肚子有些饿了，绕过湖，穿过两座拱桥，准备回去了，晚上打算炒盘土豆片，再来一瓶啤酒，一个人小酌一番。今日的心情实在轻松加愉快。
快到公园门口时，一眼看见树荫下的木凳上坐着刚才那位残疾姑娘。不想让她认出我，准备快些走过去，正门右手不远就是23路车站了。
“大哥。”她还是认出我了。
朝她挥挥手，意思叫她不用感谢，我仍然没有放慢脚步。
“大哥。”
我只好站住，算了，就让她把谢谢二字讲出来吧。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也许是被帮助人的心理需要吧。
“大哥，能不能借你的电话用一下？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手机忘在家里了。”
哦，是这事啊。我把自己的电话递给她。电话实在太破了，用了七八年了，按键上的数字模模糊糊早看不清了。她同家里说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也不想听。
“谢谢你的木棍。”递给我电话时，她望着我，清澈的双眸真像湖里的水。
我连忙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谢，其实根本没做什么。”
肚子实在有些饿了，想赶快回家。那姑娘却说：“大哥，你能不能帮我打辆出租车？”
哦，我想她大概累了吧。我说：“行，走，那边公交车站出租车多。哎，肢体残疾人步履之艰只有他们自己明白。
打开车门，她吃力地爬进去，鼻尖上冒出细细的汗珠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忽然又想起什么，说：“木棍，木棍，把那木棍给我。”
我拾起递给她，她朝我笑笑，我也笑了，又看见那双眼，一对清澈如湖水的眼。
她就是我的梅。
繁忙的工作，生活的琐碎，很快忘掉了残疾姑娘。直到有一天，接了一个电话，是个陌生女孩子。
我一头雾水。电视节目常常报道电话诈骗之事屡见不鲜，平日里保险公司，售楼小姐的促销骚扰电话更是令人不胜其烦，就想挂了。
“大哥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
“你……，我不认识啊。拨错号了吧。”
“怎么会呢，你那天给我一根木棍……”
木棍！我一下子想起残疾姑娘，吃惊道：“是你啊，可，你怎么会有我电话号码？”
“咯咯……”她笑起来，说：“你忘啦，那天借你电话给家里打过电话。”
我恍然大悟。
作者
张庆海
梅的身体光滑而细腻，是女人中的极品。她的脸有三四处青春痘留下的小坑坑，还有些黑，但身体洁白无暇。就像过去老人们说的‘歪瓜裂枣’，看着外观似乎丑，吃起来却是美味甘甜。梅是地下的黄金，而我挖出了她。
“你会娶我吗？”梅盯盯地望着我，一丝忧怨，一丝悲凉，一丝热烈。她明知道不能却还是要这样问。
我深情地望着她，一丝苦涩，一丝无奈。她父亲无论如何不会让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一个穷光蛋。
我并不回答，只是望着她，一动不动地望着她。梅在忙碌的时候，我常常长久地望着她的身影。我愿意永远地望着她，那是我的幸福。梅有时候也会发现我盯着她看，便朝我笑笑：“你神经啊。”并不停下手里的活。
一天下午，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病了。我的心咯噔一下。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怕影响我的生活吧。所以，她每次来电话一定有事，而且通常是大事。果然，母亲又说：“你能不能回来一趟。你爸住院了。”我一下子意识到父亲病得不轻。否则，凡是自已能顶得住的事，母亲从不给子女说。
我毫不犹豫，故作轻松道：“行，明天我就回去。”怕她着急，又说了几句安慰话。
放下电话，我立马向主管请了假，他冷冷斜视我，嘴角不屑地翘了翘，一句话不说，将手里的杂志向桌上一摔。我才不管他呢，转身就走。
这是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，就像我当年那样地需要他一样。小孩子时肠胃不好的缘故吧，我常常半夜里大便，乡下又没有屋里的厕所，只好到房前自留地。我一个人是绝对不敢出去的，乡下没有路灯，漆黑漆黑的。我就喊爸，他准会披上大衣，打着哈欠，陪着我，我的心才踏实，不为周围的风吹草动而惊惧。盛夏时半夜里玉米咯吱吱生长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
父亲病得一定很重，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。
我给梅打了电话，一边说一边抹眼泪，像个受委屈的孩子。在梅的面前，我总能将自己放松得彻彻底底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梅像无边的大海，承载着我，包容着我。
梅说：“行，快去吧。千万照顾好自己，别累垮了，连累了别人。”又说：“用钱的话，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父亲得的是急性肾炎，高烧不退。他脸色苍白，眼睛始终闭着，我进去时，努力睁开，无神地瞅瞅我，又闭紧了，嘴里发出低低的呻吟。
我心一酸，眼泪又要流出来，怕父亲看见，赶紧用衣袖拭干。父亲当年是那样结实健壮，病床上躺着的小老头是当年陪我拉屎的爸爸吗。
父亲插着导尿管，十几分钟就要接一次尿，速度要快，不然就弄湿了裤子和被子。
一开始笨手笨脚的，我全神贯注，很快就相当熟练了，比姐姐还快。
父亲有时候要翻身或者想坐一会儿，他浑身无力，病体沉重，几乎全部重量压在我的小臂上，我吃力地把他扶起来，姐姐身体有病，是万万做不来的，母亲七十几岁的年纪，就更不用说了。连熬了两天两夜，只能偶尔打个盹。半夜里，迷迷糊糊似睡非睡，忽然觉得一群人拚命拉我，下意识从床上跳下地，脚麻麻地，一下子就跪了下去动弹不得。只见父亲冲我喊：“快，尿，尿！”
我说“好，来了。”脚却挪不了窝。还好，手够到床边了，用力将身体提过去靠近父亲，另一只手拿过床边尿壶，赶紧给父亲接尿，还是慢了些，弄脏了衬裤，床并没有潮。脚和腿这才有了知觉，慢慢地站起来。
父亲心疼地看着我，嘴唇哆嗦道：“慢着点儿啊。儿子。”
我假装没事似的摆摆手，又冲他笑笑，叫他不要担心。
第三天熬不下去了，弟弟替我的班，回去睡了整整下午，晚上我又去了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我不想在将来某一天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感到太多遗憾。人始终要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我们是世间的过客，亲人也不例外，有些人将老人的丧事办得风风光光，这倒也不算是坏事，而我宁愿生前尽我所能让他们生活得安享，至于身后之事，就算简简单单也会心安理得。
父亲吃的很少，一般是一碗小米粥，或小碴粥，很少吃大米饭馒头之类，菜只吃几口咸菜，或者干脆不吃。姐姐从家拿来电热杯，医院严格规定不允许用的，我还是偷偷给父亲煮粥。
父亲常常两三个小时昏睡，很少下地，更不用说活动了，被子盖上双层还觉得冷。他的烧还没有退，我焦急地望着他。父亲真的老了，长长的胡子有几天没刮了，白花花的，脑瓜顶秃秃的，只在周围还剩下些黑白相间的头发守护着。
梅天天打来电话，有时一天打四五个。梅的话像春天的甘露，觉得心里无比的甜，她的雨露始终能浇灌我的心尖上，那样地让我受用，我愿意一生一世听她说话，永不厌倦。
实在太乏了，有时候接梅的电话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或者当的一声电话掉落在地上，电话里传来梅焦急的“喂喂”声，或者她没有发觉，仍自顾说着什么，我已经不知道了。
梅的父亲是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，身价十几亿，是本地赫赫有名的大财主。家里姐妹三个，姐姐和妹妹已经出嫁了，唯有她，二十九岁了，仍闺于家里，父亲很为她的婚事着急，用梅的话说介绍的对象足可以装满几十辆卡车，几乎都是些有头有脸人物的子女，可她偏偏一个都没看上。说他们没有一人对她的好发自于内心，或多或少冲着她爸爸的财产和地位。
我们的相识既不轰轰烈烈，更谈不上浪漫，纯粹是一种巧合，而且巧合得有些离谱，甚至有人说是我设的一个局，真叫人啼笑皆非。也难怪有人如此想，市场经济使得原本那么多憨厚之人变得脑瓜灵光剔透，想事情更是千奇百怪。
人，奇怪的动物。有些人相处几十年，仍猜不透对方心思，就是有些过了几十年的老夫妻亦是如此，而有的人相处几天，甚至几小时，好像已相识了几十年，对方的一颦一笑，一个眼神，甚至一个小动作，你就会明白他的心思。这是不是前世的缘分呢？我不知道。
从农村长大的缘故吧，来城里工作后，仍喜欢游山玩水，没有多少钱，不能外出旅游，就常常去公园散步或是爬山。青山绿水不但洗去一身疲惫，似乎内心角落的污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沿着湖边走，痴痴凝望波光粼粼的湖水，那下面似乎隐藏着某些巨大的阴谋，让我琢磨不透。岸边的杨柳悠闲地荡起柳条，像玩耍的孩子们。
迎面来了一位姑娘，与这美丽的大自然倒有几分不协调，人长得倒不丑，只可惜是个残疾人，拄着棍，一瘸一拐的，年纪轻轻的，真可怜。残疾人多半自尊心极强。据说某地有人嘲笑几个哑巴，说了许多嘲弄的话，以为人家听不见，谁料其中有位哑巴观其口型猜出其意，群哑攻之，愣把那人打成重伤。残疾人的苦痛又有几人能够真正理解，肉体的折磨，生活的不便和压力，心里总会或多或少变形。
只远远看她几眼，路过身边时便不再朝她看了，怕伤她自尊心。
一位老者慢慢游过我的眼前，望着冰冷的湖水，很敬佩他的体质。虽说不是伏天，湖里早有人游泳。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不许野游，有些人不听邪，特别是些老人，顽固得很，一年四季里，总有人冒险玩水。
我饶有兴致望着，忽听得身后咯吱一响，回头看时，见那姑娘坐在地上，兀自气恼地将手里的半截木棍撇开，嘴里骂些什么。我身后是座土丘，周围许多灌木丛，中间围着几棵秋木之类的树，我叫不出准确的名字。那些游泳的，常在此更换衣服。走过去，寻了根拇指粗的树衩，用力掰了下来，撸去褥枝，走过去递给那残疾姑娘。姑娘惊异而感激地望着我，刚要说什么，我已转身离开了。我可不想听那句‘谢谢’。我不想我的举手之劳让人家有负担，更不想什么英雄救美之类的天方夜谭。帮助就是帮助，不图任何回报。树虽说受了点伤，还不算致命，我想如果它明白，也会心甘情愿的。
肚子有些饿了，绕过湖，穿过两座拱桥，准备回去了，晚上打算炒盘土豆片，再来一瓶啤酒，一个人小酌一番。今日的心情实在轻松加愉快。
快到公园门口时，一眼看见树荫下的木凳上坐着刚才那位残疾姑娘。不想让她认出我，准备快些走过去，正门右手不远就是23路车站了。
“大哥。”她还是认出我了。
朝她挥挥手，意思叫她不用感谢，我仍然没有放慢脚步。
“大哥。”
我只好站住，算了，就让她把谢谢二字讲出来吧。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也许是被帮助人的心理需要吧。
“大哥，能不能借你的电话用一下？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手机忘在家里了。”
哦，是这事啊。我把自己的电话递给她。电话实在太破了，用了七八年了，按键上的数字模模糊糊早看不清了。她同家里说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也不想听。
“谢谢你的木棍。”递给我电话时，她望着我，清澈的双眸真像湖里的水。
我连忙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谢，其实根本没做什么。”
肚子实在有些饿了，想赶快回家。那姑娘却说：“大哥，你能不能帮我打辆出租车？”
哦，我想她大概累了吧。我说：“行，走，那边公交车站出租车多。哎，肢体残疾人步履之艰只有他们自己明白。
打开车门，她吃力地爬进去，鼻尖上冒出细细的汗珠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忽然又想起什么，说：“木棍，木棍，把那木棍给我。”
我拾起递给她，她朝我笑笑，我也笑了，又看见那双眼，一对清澈如湖水的眼。
她就是我的梅。
繁忙的工作，生活的琐碎，很快忘掉了残疾姑娘。直到有一天，接了一个电话，是个陌生女孩子。
我一头雾水。电视节目常常报道电话诈骗之事屡见不鲜，平日里保险公司，售楼小姐的促销骚扰电话更是令人不胜其烦，就想挂了。
“大哥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
“你……，我不认识啊。拨错号了吧。”
“怎么会呢，你那天给我一根木棍……”
木棍！我一下子想起残疾姑娘，吃惊道：“是你啊，可，你怎么会有我电话号码？”
“咯咯……”她笑起来，说：“你忘啦，那天借你电话给家里打过电话。”
我恍然大悟。